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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翻版——不停地走动着，他要知道她是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他的翻译，一个波兰姑娘，一直咳个不停。“你这个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兰语大声叫道。当苏菲用德语回答他时，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赞美。她展示了一个大大的牙齿几乎全露出来的纳粹式的笑容，简直于1938年的好莱坞电影一般无二。但这笑容并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难道她不知道她的行为有多严重吗？难道她不知道任何肉类，特别是这种品质的肉只能供应给第三帝国吗？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块肥肉送进嘴里。他一点一点地慢慢咀嚼着。（“高质量。”他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咆哮起来：她从哪儿弄到这肉的？谁提供给她的？苏菲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农妇，知道等待她的将是可怕的惩罚。她尽量拖延时间应付着他：“长官，这肉不是为我自己找的，是为我妈妈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边。她病得很厉害，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似乎这样的利他主义陈述能对一个纳粹产生什么作用。这时有人敲门，电话铃也疯狂地响了起来。对德国人和他们的围捕来说，这是多么忙乱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妈的妈妈呢！”他吼叫着，“我只想知道你从哪儿弄来的肉！告诉我，马上！否则我要打得你非说出来不可！”但猛烈的敲门声仍在继续，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位盖世太保军官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个波兰母狗，厉声叫着让下属把她带走——这是苏菲最后一次见到他和那块火腿。

如果换一天她可能根本不会被捕。当与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关在漆黑一团的牢房里时，这个讽刺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着苏菲。这些人大多数——虽不是全部——很年轻，二三十岁。他们的举止——也许只是因为他们顽石般地沉默——告诉她他们是抵抗组织，即家乡军的成员。这时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来计划的那样）出城的话，她就不会在那趟列车上。她现在才明白他们遭到的伏击可能就是为了抓这群混在那辆列车上的家乡军成员。为防止有人漏网，纳粹采取了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而苏菲恰好成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时分了），绝望得透不过气来，想着吉恩和伊娃在家无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里一直充满嘈杂声，脚步声，和人身体拥挤推搡的声音，白天抓来的受害者还在继续被塞进来。有一次她透过门上的小孔瞥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心一下子猛跳起来。那是张年轻人的脸，上面血迹斑斑。她只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组织刊物的编辑，他曾在汪娜和托泽夫的房间里和她说过几次话。不知为什么，她当时确信汪娜也被捕了。这时她突然想到另一点——圣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这一发现使她像被打湿的树叶一样瘫软下去：那只火腿无疑已被遗忘，而她的命运却无论如何与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紧紧拴在了一起。这样的命运带着一团阴影突然向她袭来，将她紧紧缠在“恐惧”之中。

苏菲整晚没睡。牢房里又冷又黑，她甚至分不出旁边那个人是男是女。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身体被猛推进来倒在她的脚边。当黎明的曙光照进房间时，虽说并不出乎意料，但还是吓了她一跳。那个人是汪娜。在微弱的光线下，她慢慢看清汪娜脸上那一大块青肿的伤痕，看上去像捣碎的紫葡萄。她想把她叫醒，但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正在这时，汪娜醒了，呻吟了一声，直楞楞地盯着苏菲。她决不会忘记汪娜脸上惊愕的表情。“卓娅！”她大叫一声，抱住了她，“卓娅！你怎么会在这儿？”

苏菲泪如泉涌，靠在汪娜的肩头绝望、伤心地痛哭起来，一直哭了很久才能够开口说话。汪娜的耐心像往常一样令人宽慰。她低声安慰着她，两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充满母亲和姐妹一般的关怀。苏菲在她怀里本可以睡着的，但她深受焦虑的折磨，于是在控制住情绪后，她开始对她讲起在列车上被捕的经过。这只需三言两语就可说清。她听见自己像连珠炮似的说得非常快，很快说到折磨了她十二个小时的问题：“孩子们呢，汪娜？吉恩和伊娃，他们安全吗？”

“是的，他们很安全。他们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纳粹伤害不到他们。他们每天都在我们住的房子里抓人——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孩子。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扫。”一丝痛苦的表情掠过她那张宽大的脸，现在它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了。“噢，上帝，他们今天抓了这么多人。我知道他们杀了托泽夫后就会对我们下手的。这是一场大祸！”

至少孩子们没有受到伤害。她感谢汪娜，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接着她忍不住伸出手指，在那张受伤的青紫肿胀的脸颊前舞动了一下，但没有碰它，又把手缩了回去。她这样做时又开始哭起来。“他们对你干了些什么？汪娜亲爱的？”她低声问道。

“一个盖世太保把我从楼上推了下去，然后使劲用脚踢我。唔，这些——”她往外看了看，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还好，我想他们没有打坏我，是我让这伤显得很糟。”她又抱住苏菲，小声哄着她。“可怜的卓娅，我没想到你掉入了他们的魔窟。”

汪娜！苏菲怎样确定她对汪娜最终的感情呢？那是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感受：爱，嫉妒，不信任，依赖，敌意，崇拜……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很相似，但又截然不同。最初是对音乐的迷恋把她们吸引到一起的。汪娜到华沙的公立艺术学校学声乐，但战争毁了这一愿望。苏菲也同样如此。当苏菲与汪娜和托泽夫偶然住进同一栋楼房时，巴赫、莫扎特将他们牢牢地粘在一起，成了好朋友。汪娜个头很高，火红的头发，有着男孩子般的长臂长腿和运动员般的身材。她的眼睛是苏菲所见过的最迷人的蓝宝石色，脸上布满微小的雀斑，一个过分突出的下巴破坏了她的美丽，但她那活跃的思想又以某种奇特的力量挽救了她的美丽，使她像那头火红色头发一样光芒四射。

苏菲和汪娜的背景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她们都在一种浓郁的德意志氛围里长大。事实上，汪娜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姓氏，穆克霍奇·冯·科里兹奇曼——这是因为她有一位德国父亲和一位波兰母亲的缘故。她的出生地洛兹深受德国影响——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在商业和工业，尤其是在纺织业方面影响很深。她的父亲是一位生产廉价羊毛织物的工厂主，很小就教她学习德语；与苏菲一样，她的德语十分流利，但她的心和灵魂始终属于波兰。苏菲很难相信一个人的内心会蕴藏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即使在爱国热情异常高涨的波兰大地。汪娜是罗沙·卢森堡——她崇拜的女英雄的再现。她很少提起自己的父亲，也从不解释她为何完全放弃她在德国的那份遗产；苏菲只知道汪娜日思夜想的都是自由波兰——尤其是战后光芒四射的自由的波兰无产阶级，这样的激情把她变成了一个最坚定不移的抵抗组织成员。她热情，胆大，聪明——一个完美的自由波兰的鼓动者。她那完美的征服者的语言对地下组织有异乎寻常的价值，且不说她的热忱与其他才能。她知道苏菲在德语方面拥有同样的特长，但她却拒绝为抵抗组织服务。这一点起初弄得汪娜对她失去了耐心，后来这两位好朋友差点因此闹得不欢而散。因为苏菲确确实实从心底里害怕被卷入反纳粹的地下战斗之中，这一点使汪娜觉得她不仅不爱国，而且懦弱，自私。

在托泽夫被杀以及围捕前的几周，一些家乡军成员在离华沙不远的普鲁兹克镇劫走了一辆盖世太保的货运车，车里装着珍贵的文件和计划书，汪娜一眼便知那厚厚的文件里有最秘密的东西。但文件太多急需翻译。当汪娜请求苏菲帮助时，苏菲又一次拒绝了她。这次她们终于爆发了一场痛苦的争吵。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汪娜说，“而你却根本没有政治观点。还有，你是个基督徒。这些我都能理解。过去我只是蔑视你，卓娅，蔑视和厌恶，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会与你这样的人来往，但我以为我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恨我的朋友和同志们的那种愚蠢的冷漠，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你一定感觉到了。所以，我并不想强迫你加入这个理想主义的政治圈子，你也用不着和他们大多数人打成一片。我的看法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也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类型的人——有些人你已经认识。不管怎么说，并非这个运动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政治倾向。我只是以人道的名义请求你，呼吁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波兰人的正义感。”

这时，苏菲像往常一样，等汪娜热烈的说教结束后便转身走开，一言不发。她一直站在窗前，盯着华沙冬天荒凉的景象，被炸后燃烧的发出硫磺味的建筑物和废墟掩盖在一片蒙上烟灰的积雪之下——这场景曾一度使苏菲流出悲伤的眼泪，而现在却只有冷漠和无动于衷了。整个城市日复一日地充斥着恐惧，饥饿，死亡。如果地狱有郊区的话，一定就是这付荒凉的样子。她用嘴吸吮着破伤的手指。她甚至买不起最廉价的手套，这使得她的双手在沥青纸厂里全给毁了，一个姆指严重感染，痛得钻心。她对汪娜说：“我告诉过你，我现在再对你说一遍，亲爱的，我不能，我不愿意。就这样。”

“还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吗？”

“是的。”为什么汪娜不能接受她最终的决定，不再来纠缠她呢？她的固执简直令人发疯。“汪娜，”她轻声说，“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一再重复你早已知道的那些话我觉得很尴尬，而且我也不想使你难堪，因为我知道你很敏感。但以我的立场——我再说一次——我不能去冒险。我的孩子们——”

“家乡军里有些妇女也有孩子。”汪娜突然打断她的话，“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从脑子里赶走？”

“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不是‘有些妇女’，也不是家乡军的成员。”苏菲反唇相讥，有些被激怒了。“我就是我！我用不着按你的意志行事。你没有孩子，所以你能说得很轻巧。我不能做可能伤害到孩子的任何事情。他们已经够苦的了。”

“恐怕我要说你太让人生气了，卓娅。你把自己放在与别人不同的水准上，不能作出牺牲——”

“我已经作出牺牲了，”苏菲痛楚地说，“我已经失去了丈夫和父亲，而母亲也快死于肺结核。我还要牺牲多少，看在上帝的份上？”汪娜并不知道苏菲心里隐慝着对她丈夫和父亲的反感，尽管他们已死去三年，埋在萨斯赫森的坟墓里；然而，她的话却有了一些效果。苏菲觉察到汪娜的语调变了，像哄孩子地哄求着她。

“你不一定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明白吗，卓娅。你用不着干什么冒险的事——不像别的同志干的那些事，甚至也不是我干的那些事。只是用用你的脑子。你能干很多很有价值的事，只须用上你的语言才能，比如收听他们的短波广播，翻译。这些文件是昨天在普鲁兹克从盖世太保那儿偷来的。我坦白地告诉你吧，它们价值千金，我敢保证！这事本来我可以做，但它们实在太多了，我还有好多别的事。明白吗，卓娅？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文件的一部分交给你，你将帮我们很大的忙。这非常安全——没人会怀疑。”她停了一下，接着固执地说：“你必须考虑这事儿，卓娅，否则你就不是有正义感的人。想想你能为我们大家干些什么。想想你的祖国！想想波兰！”

夜幕降临。天花板上那个小灯泡亮了，透下一丝柔弱的光——今晚真走运，平时经常没有电。苏菲从黎明时起便开始不停地搬移一摞摞沥青纸，现在感觉到脊背的疼痛远远超过了被感染的手指。她觉得全身肮脏，蒙满尘垢。她疲倦地看着外面尚未抹上阳光的荒凉的街景，困倦地打了个哈欠，再也听不见汪娜的声音，或者说听不见真正的词儿，那些话已变成刺耳、单调的恫吓。她不知道托泽夫在哪儿，是否安全。她知道他此时正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杀人，那根钢琴线缠成一团藏在他的茄克下——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正专心于他的杀人使命。她并不爱他，但是，嗯——非常关心他；她喜欢他身上温暖的感觉，所以她着急、焦虑，直到他回来才能放心。圣母玛丽亚，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下面丑陋的街道上——灰色的碎石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像一只被穿破弃置的烂鞋。一队德国士兵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在阵阵寒风中，制服的衣领随风飘着，肩上的枪闪着寒光。她看着他们转过街角，转向，消失在另外一条大街上。透过那栋被炸毁的建筑物的废墙残垣，她可以看见那个立在街边的铁铸的绞刑架：它像一个展示架似的，任由旧衣贩子们在上面展示各式各样的旧衣服。曾有无数华沙平民扭动着被吊死在那里，现在仍有身体被吊在上面。上帝呀，这一切难道没有尽头吗？

她实在太累了，可这时她突然想跟汪娜开个玩笑，用早已想好的话回答她：惟一能吸引我进入你们世界的是一台收音机，但不是用来收听战争新闻，不是用来收听盟军的胜利消息，也不是用来收听波兰军队打仗或波兰流亡政府的命令。全不是。我想像你们那样冒着失去胳膊甚至失去生命危险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再听一次托马斯·比彻姆先生指挥的音乐——多么自私的想法啊！甚至当这一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时，她便意识到它是多么卑鄙。但她还是忍不住这样想了。这就是她的感觉。

在那一瞬间，她因为这一念头而感到十分羞愧，为她与汪娜、托泽夫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而感到羞愧。这两个无私勇敢的人，他们对人类和他们的波兰同胞的献身，对被以她父亲为代表的波兰人背弃的犹太人的关注，无声地谴责着她。尽管她无可指责，但最后一年与父亲的合作，以及他那本糟糕透顶的小册子，一直让她有被玷污的感觉，因此与这位献身事业的大姐的短暂友谊使她如沐清新的空气。她抖了一下，因羞愧而感到发热的脸更烫了。如果他们知道了别冈斯基教授的事会怎么想，或者知道她三年来一直随身携带这本小册子又会怎么想？她为了什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或许只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契机，到万不得已时用它作与纳粹进行合作的工具？是的，她回答自己说，是的——这是无法摆脱的罪恶和不光彩的事实。此时当汪娜继续谈着责任与牺牲时，她一下子被这一秘密搅得心神不宁。像急于把一堆腐烂的垃圾从脑子里赶跑似的，她强迫自己重新听汪娜讲下去。

“生命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站起来，让人们来判断他是否有价值。”汪娜说，“你知道我把你看作是一个多么美的人。托泽夫会为你而死！”她的声音抬高了，一边用手摩擦着脸，“但你不能继续这样对待我们。你必须负起责任来，卓娅。你不能像这样再糊涂下去了。你必须做出选择！”

正在这时，她看见她的孩子们出现在楼下的街道上，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着，一边热烈地谈着什么，像孩子们惯常那样嬉闹着。几个行人从他们身旁匆匆走过；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迎风走着，笨拙的身体碰了一下吉恩，吉恩用手做了个无礼的手势，然后继续和他的妹妹边走边说，一个劲儿地解释什么。他是去接伊娃的，她刚在几个街区外的一间地下室里上完长笛课。老师是一个叫司蒂芬·扎沃斯基的男人，曾是华沙交响乐团的长笛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