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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第2页）

1938年3月16日，我和妻子乘坐“孔特·比安卡·马诺”号回家。抵达香港时，　已先期到达那里的江机长带着他19岁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里定居的全家人到码头　上来接我们。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接待了我们3天。德国侨民在香港的德国俱乐部为　我举行了招待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我的部分经历。以法尔肯豪森夫人为首的几乎全　体德国人都到船上来和我告别。

我们乘坐豪华的意大利轮船经过马尼拉和孟买，于1938年4月12日抵达热那亚。

4月13日我们在慕尼黑获悉，我们7年没有见面的奥托此时已作为士兵进驻奥地　利了。

我们于4月15日到达柏林。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授予了我一枚红十字　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我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授予我蓝白红绶　带玉石勋章。5月2日我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作了报告，5　月6日在外交政策局，5月12日在远东协会，5月19日在西门子城，5月25日在蒂尔皮　茨河畔的国防部也分别作了报告。国防部的人其实只是对拍摄的影片感兴趣。

我内心期盼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我去见元首，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便　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将我的报告①（见卷62《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元首。然后发　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几天以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我连同我的6本日记被两名官员　用汽车带走。到了警察总局（阿尔布雷希特街），我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　他们责成我要保持缄默以后，又恭敬地把我释放了。从此以后，不再允许我作报告，　不准我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　他们取走了我的日记和影片。1938年10月我收回了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与　此同时，帝国经济部（我曾给该部寄去过我给元首的报告副本）通知我，说我的报告　已被最高层阅过，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我对此的答复是：“我没有期待过　这点。我曾经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　成了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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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报告全文如下：

元首：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　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　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在此期间，　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　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签名：约翰·拉贝

附录

约翰·拉贝其人

＇德＇埃尔温·维克特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　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　伙计，为时一年半。经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　在洛伦索马贵斯（译注：即现在的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　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　回国。但是1908年他又离开了德国，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　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　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　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　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　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　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　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　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　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　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　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65岁退　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　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　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纪　念馆里。（译注：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5月，拉贝的墓碑　由柏林运往这里）

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　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2500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　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恢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　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　处随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　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　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　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拉贝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他能说一口纯正的　英语，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他要写起法语来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写了很多　书，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　多是纯个人的记录，从未发表过，虽然只是手稿，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他　谈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学、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专长，但是念上　几首感伤诗却能使他泪流满面。他心肠软，但却不外露。他是一个实干家，处理所　有的实际工作都非常得心应手。他对政治的兴趣平平，可以讲，他只对与中国、德　国对华贸易和德国的亚洲政策有关的政治有些兴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国学校，　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上学，他的女儿那时已经完成了学业，儿子在德国南部的　一所寄宿学校念书。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必须得到帝国当局和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准，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于1934年加入了国社　党。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　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　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　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在当　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　也对他敬重三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但要是路遇不平，　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　斥企图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　听说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长的权威形象。

他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别各种奖　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姿势弄表情。这一点还表现在《远东新闻报》的编　辑把拉贝自鸣得意的幽默话语删掉的时候。

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　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　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　殴打。

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　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赏这个　嗜好，因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他记日记而和他说不上几句话。从他的　日记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一种忧虑，担心在动乱的年代日记可能会丢失。对他　来讲日记是一笔珍贵的财富，里面记录了他的时光和他的生命。

对在柏林的岁月，他是这样记录的：

接着发生了暴乱。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边是施泰　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　是共产党人。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　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　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　造成商品短缺，买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该　领的票都领了。布伦德尔是我西门子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