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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刘交到楚国就封，留下儿子刘郢客在长安跟著名儒士浮丘伯学习。到刘郢客学成回国，父子俩便在楚国大力倡导《诗经》研究，使楚国成为汉朝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

刘交死后，刘郢客继承王位。可惜刘郢客也是早逝，在位仅4年，王位由他儿子刘戊继承。刘戊有些野心，跟他父亲和爷爷这两位学者型的国王不同，继位楚王后，竟跟随吴王刘濞谋反，最后导致国除。所以，到刘交的四世孙刘向时，昔日的王侯已家景落索。当然，家道传统仍在。刘向承袭家风治学，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于是，有朝中大臣向汉宣帝推荐刘向的学问。汉宣帝便召见刘向，面试过后，拜为谏大夫。

随着儒学的发展，有许多新问题产生了。比如，各地儒士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就分化出许多流派，并有官学和私学之分，造成思想混乱。汉宣帝决定统一这些分歧，于前51年，在皇家藏书殿石渠阁召开盛大的学术会议。一时间，各地学者济济一堂，萧望之、韦玄成、刘向、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戴圣等当世名儒均有出席会议。汉宣帝也亲临会场聆听，时常在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时，也忍不住掺和些意见的。

刘向在大会上作了有关“五经”同异的专题发言，获与会者高度赞赏，汉宣帝也深感赞同。会上，较重要的还有戴圣关于《礼记》的发言。大会后，原属民间私学的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等，都进入了官学。

前48年，汉宣帝驾崩，子汉元帝刘询继位。汉元帝的作风，素以仁德好儒而闻名。继位后继续执行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政策，继位初年，即下诏以皇帝的名义奉祀孔子，使孔子获得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与他早年周游列国时处处碰壁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刘向因为他的儒学修为，继续受到汉元帝的重用，他接连升职，由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为当时辅政4大臣之一。

但是，社会矛盾已日益尖锐起来，主要是土地兼并问题，造成大量农民破产。汉元帝尝试通过推行“纯任德教”的方针来克制暴力，缓和社会矛盾。但效果不理想，社会两极分化无法消除。刘向用阴阳灾异的办法来推论时政得失，并建议汉元帝弹劾外戚，调和阴阳，以此来控制社会分化。但这建议，客观上挑起了刘氏王公与外戚的矛盾，因而被汉元帝撤职查办，并判入狱。

两年后刘向出狱。这是一段清闲的日子。他得以集中精力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写下多篇重要作品。包括《洪苑行传论》、《新序》、《说苑》、《列女传》、《别录》、《九叹》等，其中，《别录》是中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是刘向最具开创性的学术成就。　。　想看书来

第二十四章

前33年，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刘骜继位，时年18岁。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汉成帝也是一位仁爱之君。前31年，汉成帝登基才2年，即下诏减天下赋钱，希望减轻人民负担，让人民休生养息。

象父亲汉元帝一样，汉成帝对促进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抱着明确的责任意识。他重新起用刘向，先为中郎，后领护三辅都水，再升光禄大夫，至中垒校尉。

刘向有3个儿子，长子刘伋，是《易》学专家；次子刘赐早逝；少子刘歆，自幼受父兄影响，六经、诸子、诗赋，无所不精。前26年，汉成帝下诏继续搜求各地遗书，以丰富国家收藏。同时令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石渠阁，由光禄大夫刘向为负责人，领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学者，对所藏书籍进行系统的编目整理，刘歆以刘向的特别助手的身份，参加到这项庞大的工程中。

学者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这是一件枯燥乏味，繁难艰辛的工作。他们首先要对阁藏中各种版本的书籍，选定篇目，将重复的去除；然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

刘歆在整理献王刘德送上的藏书时，发现《周官》一书，但并无作者姓名。

“这是谁写的书呢？”

这问题对刘歆很吸引。

从内容上看，这书不可能是出自一个普通人之手。因为，书的内容丰富，气派宏大。但要说是出自古时代某位名人之手，那又会是谁写的呢？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写成之后为什么又一直没人知晓呢？

“作者显然是怀着巨大的雄心壮志，要把整个时代记录下来。这写作胸怀，的确非同凡响。不管是那一个朝代的人，能写下这本书的，绝非普通的平凡人。”

“这本书是大制作。天下九州，天文历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普通人是写不出来的，但如果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所写，理当为当世学者所注意，怎么过去都没人听说过有这么一部书？”

“是这个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书，都是知道这些书是从那儿来的，都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可考，谁写、谁传，很清晰。但这部《周官》，是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到，不知谁写，不知谁传，书中的内容，在之前的文献中也不曾见有人提到过。”

“按刘德的看法，这部书应是《尚书》轶失的《周官》篇，所以，他取名为《周官》，并取《考工记》补其中已亡轶的《冬官》篇。”

“这不可能。只是刘德取了这个名罢了。但这篇不可能是《尚书》的《周官》篇。”

“单从内容上看，这或者是有可能。”

“但如果这是《尚书》中的《周官》篇，就很不合理。《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官》一篇有四万余字，一篇的份量几乎等于全书了，这不可想象。”

“会是战国时期的人写的吗？”

“如果是战国时期人写的，我们一定会知道作者是谁。因为，这书的内容就不是当时现实制度的记录，而是作者的理想规划。按常理，书成之后应该拿出来与别人交流，但诸子百家均没有人提到过这本书。可见这不可能是战国时人写的。”

“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会不会就是为了收藏，而不是与别人交流呢？”

“谁会花这样大的力气去规划一个并不存在的制度，记述并不存在的内容，然后只是为了收藏呢？这很难解释。”

“如果说这部书是周朝时人写的，那么，这就是可能的。因为，这就是当时现实的记录，写出来就是作为资料收藏，而不是为了与别人交流。所以，就没有流行出来。”

“这部书的内容其实枯燥，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是资料的原始记录，对事物的记载，对一些学者而言，有研究价值，但没有阅读价值，人们在阅读这部书中，找不到乐趣。我们也是这样感觉的吧？所以，知道的人少，是完全可能的。反过来想，如果知道这部书的人多，反而不正常呢。”

学者们纷纷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