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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部分（第1页）

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明成祖回答说：“天之生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信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曰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可见，明成祖具有一定的反对强化华夷之辨、反对将民族分成等级的思想，这种思想与那些强调华夷之辨并进而以“夷狄猾夏”为借口而试图否认辽金正统地位的思想是不相同的。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御奉天门视朝罢”，曾对杨士奇等人说：“皇祖太宗文皇帝万机之暇，燕游于此”，曾“指顾山川而谕朕曰：‘此古轩辕所都，而后来赵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后裔不存殷鉴加弗良焉’”，而后为我大明所取。从明宣宗所追述的明成祖对他的教诲中，也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没有否认辽金正统的意思。

太祖、成祖之后的宣德、正统、景泰时期，由于受太祖、成祖时期的影响，也没有否定元统并进而否定辽金正统的意图，因此，周叙在宣德、正统、景泰时期连续上疏请求重新撰写一部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宋史，才没有获得支持。这说明，宣宗、英宗和代宗时期，虽然有人试图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并且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上述周叙上疏重修宋史曾受阻于一些大臣以及未获朝廷支持就能看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这些自以为大明朝是汉人王朝，会否定野蛮人王朝正统性的前辈就给朝廷认为是无理取，要么就是不搭理，要不干脆直接闹轰走了，明朝不否认野蛮人王朝正统性。自己作死，所以后来清兵入关。士大夫们当汉奸和二臣当做一回事，甚至还要借虏平寇，还盛赞带领清军入关的是忠臣。朱元璋曾经说要养士气，最后就养出了这些人，也算是自作自受。

389决意

这和南明一大堆王爷内斗其实是朱元璋搞得藩王作为朝廷备份政策的延续是一个道理，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这么想，就和明朝的合法性来源有关了？

朱元璋本人在身为红巾军部将的时候，自然要用驱除鞑虏作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元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朱元璋自己都知道。

元末的主要问题，是元朝在刘福通为首红巾军三路北伐的冲击下，元朝黄金家族的权威失去。各路军阀崛起，而察罕帖木儿的死，让北方形式上的统一都失去了，王保保和他舅舅的部下割据关中的李思齐杀的你死我活。

而此时的朱元璋正消灭南方的群雄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还有他名义上的上级红巾军丞相刘福通，朱元璋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扫清群雄，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执政合法性，朱元璋直接把红巾军定义为妖人，然后把明朝取代蒙元看成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对于追随北元的汉人文官，朱元璋不是骂他们汉奸，鞑子奴才之类，而是认为是忠诚——朱元璋本人的立场，实际上很清楚了。

当然，这样和科举之后，儒家的思想混乱有关，实事求是的说，儒家本来是华夷之分这套体系的，只有异族统治者自己汉化，自认为汉人的政权才被视为正统，和近代的民族主义相差不大，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又出现了天下一统这套体系，标准大幅度降低了，只要异族统治者承认科举，承认儒生对基层的控制权限，异族统治者是否汉化并不重要【其实这两者都是儒家理论，儒家体系说他博大也好，混乱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两套体系的争论。

儒家体系本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从纯理论来说，其实两者都有道理，不过从历史上来看，前者是春秋以来，受尊王攘夷思想产生的儒家观念，是正统的先秦儒学。后者是失节的读书人辩护的理论，但是明朝却支持了后者。

而在土木堡之变后北方国防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下，在明宪宗成化以后至嘉靖时期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明朝的正统性，主张以“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为目的而主张重修宋史的**，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不愿意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朝官方不但没有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意图，这从嘉靖时期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说正式形成就能看出来。说明，在明代中期有关辽宋金“各与正统”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试图否认辽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以官方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明朝后期，虽然仍然有人试图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但由于嘉靖和万历时期印行的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二十一史”，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重视和欢迎，“二十一史”开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迅速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认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据史书记载，“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七月，南京国子监刊修二十一史成”，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费采即在其“条奏太学事宜六条”中请求朝廷“将修完二十一史分给六馆以备诸生讲习。”此后，“二十一史”被列于学官，成为国子学诸生以及士人的必读之书。此后，“二十一史”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越来越大。皇帝为了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很重视“二十一史”的学习，史称崇祯皇帝“英敏笃学，诸经史毕览。书经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宝训、帝鉴图说、廿一史等书，皆命司礼监提督，又将经厂印贮之书查进备览”。明朝皇帝除了自己注意学习“二十一史”以外，还希望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学习“二十一史”，尤其是那些亲王重臣，希望他们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以及应该如何做好一个大臣等等，因此，明朝皇帝常常将“二十一史”赠送给亲王重臣，让他们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等。如，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皇帝就曾“赐唐王《祖训》、《会典》、《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忠经》、《孝经》”，让唐王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书。

在皇帝的倡导下，“二十一史”的信誉在社会上急剧飙升，学习“二十一史”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何良俊“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蒋德璟“其谈古事则述二十一史如黄河泻水”，成为人们学习“二十一史”的典范；曹学佺“旁通天文、禅说、字说、语录、二十一史”，也受到人们的青睐；陈际泰“尝黙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成为学习“二十一史”记诵超群的智慧象征。不懂“二十一史”则成为不学无术的代名词。于是，形成了“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的局面，就连诸士奇在清兵入关、仓惶逃亡日本之时，也没有忘记带上“二十一史”，足见人们对“二十一史”的重视。

明代自从嘉靖印行“二十一史”以后，不仅国内形成了学习“二十一史”的热潮，就连日本、安南等国也十分珍视“二十一史”。史书记载，“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日久。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说明“二十一史”在日本很受重视。明末清初思想家朱之瑜在清兵入关之际，“不甘剃发从虏”，客居安南，曾和一位只会写汉字不会说汉话“不知是何官职”的知识分子讨论古文义理，期间，朱之瑜曾“问云‘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余问《通鉴纲目》、《前后汉》、《二十一史》、《史记》、《文献通考》、《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惟《鸿藻》无有’。”说明，“二十一史”在安南也比较流行。

明朝确实有有识之士意识到把辽金史的正统性认定下来，在边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隐患，试图“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主张重修《宋史》，否认辽金的正统地位，但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主张重修宋史的活动虽然轰轰烈烈，均属于私人修史性质，说明朝廷的主流士人、官员以至皇帝不赞成“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到了明朝中期，试图“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形成**之时，明廷并没有受这些试图否认辽金正统地位思潮所左右，仍然承认“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并进而将辽金二史列入中国正史序列之中，正式形成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说，明确地表明了明廷赞成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态度。

在明朝政府主张的“二十一史”之说形成以后，很快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一些士人不但认真学习和研究“二十一史”，而且用“二十一史”做为自己著作的名称，说明“二十一史”之说包括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认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应该说，朱元璋时期，认可辽金史的正统性或许有政治考虑，毕竟大力宣传民族划线，不利于分裂北元和蒙古其他部族的联系，但是在北方边境压力急剧加大的时候，大明朝还认可辽金史的正统性，这就是玩火了。

至于嘉靖朝北京城被蒙古围观，万历末期满洲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居然在意识形态上不做防御，甚至把自带干粮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堤坝的有识之士打脸，这政治智商就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东林党或许有千错万错，否定辽金史的正统性这点上是没有错的。

当然先秦儒家的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文明观念，或者说的夸张点，可以勉强算古代的民族主义，和近代的民族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毕竟没有经过工业社会的洗礼，没有文化普及，经济一体化，就没有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

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东西？他是个恶魔，两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可离不开近代的民族主义煽风点火，他又是个天使，西方就是靠着近代的民族主义这种先进的意识形态立国，成了世界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