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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戴幼时读私塾，后考取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和四川客籍学堂高等科。1905年秋，转赴日本，于东京师范学校留学，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留日中国学生同学会会长。

1909年，戴由日本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国日报》、《天铎报》主编，因发表言论激越的抨击清廷腐败的文章，遭到通缉而流亡日本，不久又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主编，并于此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的当年，戴回到上海，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晋见了孙中山。袁世凯篡权称帝，戴以“天仇”的笔名，著文揭露袁之劣迹。1912年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自此于孙先生身边工作，随孙先生奔走筹备“讨袁”。并曾衔孙先生之命，赴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行动。及至“二次革命”失败，戴再次流亡日本。于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6年，孙中山返回上海，戴亦相随。翌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政府，戴被任命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又兼任了大元帅府秘书长。当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压迫下辞去大元帅职后，戴与孙中山一同到了上海。这期间，他与张静江多有交往。

“五四”运动间，戴以工人运动同情者的姿态，发表了不少文章，时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共产党及共产党要人陈独秀等往来，且与陈独秀关系极为密切。陈对戴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战将也是英雄好汉相惜，在上海的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因为两家人住在一起，是前楼后楼紧挨着住的邻居。1920年，陈独秀提议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戴是陈提出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戴季陶负责起草。党纲也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后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是“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读后倒吸一口气，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紧接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以戴季陶的住址为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与此同时，由陈独秀组织策划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经具备雏形。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是在1920年6月间，并明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共产党组织。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扯起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做得水落石出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他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绝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见戴竟然也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压抑。

上海共产党成立了，这使戴季陶感到害怕，他一个人就在编辑部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这是因为戴季陶在表示不参加后，遭到了大家的严厉批评。

戴也主张社会主义，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古来有之，说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必走俄国的十月革命之路，也就在这期间，戴与蒋介石、陈果夫相熟，并和蒋、陈及张静江等人合伙设立了“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翌年，证券交易事业因资金和信用危机宣告失败。时孙中山仍意欲恢复广东，遂命戴入川对川军各部进行联络工作。戴乘船由上海驶往重庆，舟抵宜昌时，川中第一、第二军大战将起，戴闻知，如冷水浇头，自思公私前途，均无半点光明，便趁夜投江自杀，意欲了此一生，幸亏被渔人救起，方免不测。经此打击，戴对人生仕途，始觉淡漠，便开始信佛了。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2）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戴于先生病榻前得见先生签署的遗嘱。先生逝世后，戴便以国民党###和继承孙先生思想的理论家自居了。

戴与蒋介石于日本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极其笃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一直充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等高官显爵之位。从1931年起，戴多次主持全国高等考试，并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录取了不少国家栋梁之才。然蒋氏之用人之道是任人唯亲，因而，经戴考试所录取的人才，蒋氏起用提拔的寥寥。

戴平日长袍马褂，读古书，行古礼，然其却忌讳西人迷信的不吉利的“13”。此话从何说起呢？原来，在抗战前两年蒋介石破夔门入四川，戴也因此常至成都，后戴动念要在成都购买一所公馆。便找到了原刘文辉的副军长后任省参议会议长的向传义（育仁），戴与向交称莫逆。时向的家住少城槐树街，戴买公馆的首要条件，就是地址必须与向宅邻近。向传义很快即为戴在吉祥街觅得了一所中式结构的平房，地势宽敞，工料坚实，街名亦颇受听，尤为难得的是此处恰与槐树街向宅靠背，戴看后极为满意，当即买了下来。

不意此房门牌编为13号，这又使戴大为不快。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多把“13”这个数字视为不祥。但房子业经买定，万无弃置之理，最后决定废除13号牌，改以新1号门牌代之。

西方社会忌讳“13”这个数字。而在中国，“13”却是个吉祥数字。据《隋书》、《唐书》记载，皇帝临朝的时候，所穿朝服与大臣相同，区别之处在于皇帝的金带上有13环，以示尊贵。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郡，元明沿袭这一制度，一共设13省。于是民间口语“十三省”便成了全国的同义语。艺术方面与“13”有关的也很多。“十三弦”指的是筝，“十三徽”指的是琴。戏曲鼓词皮簧等唱词13个韵部称为“十三辙”。清同治、光绪年间京剧昆腔著名艺人程长庚、张二奎等13人被誉为“同光十三绝”。此外，各地还有与“13”有关的轶闻趣事。陕西关中地区在举办喜庆宴席时，在上正菜之前先上5个肉碟子，4个菜碟子，4个干果碟子，称“十三花碟子”，喻喜庆吉祥之意。河南宝丰县的马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聚集鄂、皖、鲁、冀、豫等省民间说唱艺人亮艺卖书。旧时北京人爱养鸟，所饲养的百灵、画眉等仿其他鸟的叫声，最多的“叫口”为十三套。北京百年老店同仁堂制造的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散等13种中成药，誉满神州，号称“十三太保”。

闲话不讲，话转回头。戴季陶本来对国民党的政权寄与深切希望，然蒋介石在发迹后，其独揽党政军之大权，颐指气使，独断专行，不可一世。对戴这样的国民党###，“数典忘祖”，若隐若离，渐趋冷淡。蒋氏的许多机密，戴均不得参与。戴对国民党颇多贡献，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历次易人，均与之无缘。南京政府选举总统时，虽然候选人中有他的名字，然不过是个摆设，凑凑数而已。戴的境遇，逐使他心寒，这些内情，均鲜为人知。

戴在仕途上的不快，使他更虔信佛教，他几乎每日参禅，念经，并加入了居士林。戴尤其崇拜谭嗣同，因谭嗣同亦虔诚佛教。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大义凛然，谓众人道：“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谭如此的菩萨精神，常使戴激动不已，他把此语写成条幅，挂入室内。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国内人民对战争的痛恶，倒行逆施，继续动武，重新挑起内战，致使生灵涂炭。戴见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失败，这一切，与他弘扬的佛教教理，净化人心，止恶扬善的佛法道德，完全背道而驰，到了19４9年2月11日，他终于看破了红尘，决定早辞人生，与蒋永诀，免去烦恼，以谢国人。遂于广州行馆服安眠药自杀，免去了尘世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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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3）

戴之所以自杀，一是蒋介石得势发迹之后，对戴“数典忘祖”，特别是选举总统时，当时有人向蒋推荐，由戴参加候选，后突改居正竞选，戴为之心寒；二是蒋系基督教徒，一切全靠上帝保佑。而戴虔信佛教，参禅观世音大士，慈悲救世。他俩信教之不同，足以略窥政治见解之分歧的所在。国民党政治腐败，大失人心，因而戴对蒋也失去信心。尤以抗战胜利后，国共分裂，解放战争，中共节节胜利，蒋军处处失败，更使他悲观厌世和非常愤慨，遂抱定早辞人世，免去烦恼！

谭嗣同笃信佛教，具有“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的菩萨精神，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戴季陶亦是弘扬佛教教理，净化人心，止恶扬善的佛法道德，他看破红尘，遂决心自杀，以谢国人，与蒋永诀。戴之轻生，虽不足取，而他料定蒋之天下，必然“土崩瓦解”，则其“死”颇有先见之明。

韩复榘送周宗尧“成仙”（1）

韩复榘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一个典型代表。他送周宗尧成仙，很说明军阀的劣性。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出生于河北省霸县东台山村的一小康之家。后投军，几经辗转，投入冯玉祥麾下，为冯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在冯指挥的历次军阀混战中，表现得很勇敢，立下许多战功，在国民军中有勇敢善战之名。由连、营、团、旅、师直到军的位置。1928年底，冯玉祥把河南省主席职位让给了韩。冯玉祥因为是西北军的“老祖宗”，所有将领都是经他提拔任命的，所以，冯的家长作风很浓，他对其部下，从不呼其号，而是直呼其名，张口就骂，动辄罚跪，毫不顾及情面。冯不仅对韩呼其为“小子”，对其他将领，亦是一样，这些人因对其感恩，加之冯在西北军中威望极高，也都俯首听之。

1929年春，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蒋、冯、阎大战将起，冯玉祥为集中兵力，决定把位于河南的韩复榘人马，山东的人马，统统撤到潼关以西集中，然后再与蒋介石作战。冯在华阴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韩复榘极力反对西北军对蒋作战。韩在河南时，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