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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正力松太郎（读卖报知新闻社社长）

多田骏（陆军大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

高桥三吉（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事参议官、大政翼赞会兴亚本部顾问）

田副武（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大本营军令部总长）

津田信吾（钟实钟纺社社长，前大藏省顾问）

浚宫淳（陆军大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军事参议官，在安南活动甚久）

横山雄伟（此人在战时始露头角，日本人及外国人均以猜疑之眼光视之）

——从以上五十九人的情况来看，这次指名逮捕的战犯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他们的代表性是相当全面的。其中不但有军人、政客、外交家，而且有企业家、财阀、出版家、言论家，还有一般人认为不可侵犯的皇亲贵族。

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三）（2）

自从这个名单公布之后，日本上层社会便掀起了一片恐慌和疑惧。那班一贯欺压人民的头面人物几乎人人自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同日本侵略战争有关，都是有战争罪嫌疑的。他们害怕这一阵来势汹汹的逮捕之风将来会越刮越大，有朝一日会刮到自己身上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恐惧是多余的。由于美国逐渐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袒护态度，战犯逮捕之风不是越刮越大而是越刮越小。我们将可看到：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这股风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一股相反的风，那便是庇袒战犯之风，释放战犯之风。

这一批指名逮捕的五十九人，正同上一批那些人一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逮捕令发表后十天以内自动前往巢鸭监狱去报到投案的。盟军总部规定战犯们在十天期限内自动前往监狱报到的这个办法，在战后日本是行之有效的，没有出过任何意外。这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日本的情况之下，这个办法确是实际可行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的日本完全孤立起来了，四面都被盟国海军所包围，对外的出路完全断绝了，任何战犯要想逃跑到国外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日本一向是一个著名的“警察国家”，国家警察对于各地的户口迁移和国民行动调查得非常周密，侦查得非常认真，登记得非常严格。因此，任何战犯要想在国内躲藏起来也是极端困难的。由于上述原因，极大多数被指名逮捕的战犯们都乐于在限期内自己最方便的一天离别家人，携带行李，从容不迫地自动到监狱里去报到，而不愿不光彩地被宪兵们戴上手铐，绑上囚车，押解而去。在投案前后，有些人还对外国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申述自己的感想或洗刷自己的罪责。例如，前陆相俊六元帅对外国记者说：“本人遭到今日之事早在预料之中。深感战争责任之重大，对本人过去之经历实无强辩之余地。”高桥三吉海军大将也说：“事已至此，毋宁自动前往接受处分为愈耳！”但是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却对外国记者说：“世人多误会余为日本法西斯之指导者，殊不知余实反对法西斯思想之人。”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则谓“本人被列名战犯逮捕，或系出于某种误会”。

八十三岁的日本新闻界耆宿德富猪一郎（别号苏峰）也是自动投案的。当逮捕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热海伊豆山养疴。在他老态龙钟、蹒跚入狱之际，他作了一首述怀的汉文短诗，颇为日本人所传诵一时。诗云：“血泪为谁振，丹心白首违；沧桑转瞬变，八十三年非。”

在第三批指名逮捕的甲级战犯中，另有一人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轰动，那便是儿玉誉士夫。儿玉是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期那个著名的特务机关（“儿玉机关”）的主持人。他原系一个年轻的“白面书生”，论地位和年龄都够不上“甲级战犯”的资格。但是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责深重，才使他列名为第三批逮捕的主要日本战犯之一。

恰巧在第三批战犯逮捕令发表的那天（12月2日），日本报纸大登特登关于儿玉贪污致富的一项骇人听闻的报道，说他在主持上海儿玉机关的时候，由中国人手中讹诈盘剥了不义之财达三十万元之多。三十万元本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在日本侵略巨头中，凡是在中国久混过的，哪一个不是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不过由于儿玉贪污的报道恰巧是同对他的逮捕令同一天发表的，因此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特别注意。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玉并没有被编入第一批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战犯之列。相反，他在巢鸭监狱呆了不到三年工夫便被盟军总部擅自释放了，而他那曾经轰动一时的“贪污致富案”更是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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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四）（1）

盟军总部的第四次甲级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6日发布的，距第三次逮捕令仅仅四天。

这是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逮捕。命令中指名逮捕的只是九个人，其中有两个（近卫、木户）是日本政界特别重要的人物。名单如下：

近卫文（公爵，曾三度担任国务总理大臣，侵华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之一）

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历任文部大臣、内务大臣、厚生大臣、日本皇室机要顾问、重臣会议主持人）

酒井忠正（伯爵，贵族院副议长）

大岛浩（陆军中将，驻德大使）

大河内正敏子（理研所所长）

绪芳竹虎（历任国务大臣、情报局总裁）

大达茂雄（贵族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

伍堂卓雄（历任通商大臣、铁道大臣）

须弥吉郎（历任南京总领事、驻西班牙大使）

——以上九名中最引起震动的无疑地是近卫和木户两个巨头。木户是皇室事务的总管（宫内大臣），又是日皇最亲信的心腹。他是内阁与皇室联系的中心枢纽，十多年来他是日本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同日本政界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近卫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最后一次指名逮捕的人物之中，近卫文的逮捕以及他以后的自杀无疑地是最引起日本社会震动的一桩事件，有简单叙述一下的必要。

近卫文麿近卫在日本政界是一个“风云人物”。他以贵族公子哥儿的身份，常自诩为“命运之儿”，意思是说他是幸运的宠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之骄子”。他一贯受着日本硕果仅存的惟一###和充任过三次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层。

同西园寺一样，近卫也三度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