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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第2页）

“我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建立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巩固苏区，扩大苏区，怎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明白？”

“现在是什么形势，是一省和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你还抱着‘游击战争’的老黄历，怎么能发展革命？怎么执行中央指示？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博古理直气壮的大声叫嚷。

罗明进一步弄清楚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

李卓然走了，毛泽东却陷入了痛苦的深思中。

天空阴云密布，冷风劲吹。毛泽东神情严肃，心情沉重地立在二楼窗前，雕塑般的一动不动。天暗了下来。吴吉清进来点燃油灯，小心地说：“主席，晚饭好了。”

毛泽东没有表示。

吴吉清有些为难，他迟疑了一下，又说道：“主席，请你吃晚饭。”

毛泽东猛然转身，发了火：“我不吃，你们要吃就吃好了。”

吴吉清碰了钉子，没趣地退下。

贺子珍见他如此这般，知道毛泽东在生气，径直上楼去。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大口地抽着。

贺子珍进来：“润芝，该吃饭了。”

“不吃、不吃。你们吃好了。”毛泽东胸中有股怒火。

小红楼背后的北山上，毛泽东又一次地爬上山顶，坐在山顶上的岩石上，不停地抽着烟。山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也不去理一理，任凭山风吹拂。

毛泽东一直在想，前方战士们在欲血奋战，后方却在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这哪里是批罗明，是在批我毛泽东嘛。

毛泽东就这样坐着，过了好长的时间，他才从岩石上站起身，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向山下走去。他的脑海里还想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前方的战事。他不住地问自己，不知反“围剿”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2。四次围剿

事情还得追朔到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回到溪口老家。溪口在奉化县西北，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溪口东有武岭山，山上有武岭门，城楼雉堞，高耸于碧岭之间；南有剡溪，危崖兀立，曲径通幽，山脚的憩水桥，飞架在岩阙碧波其上，真是个峭壁飞虹；山腰有乐亭，重檐赤柱，掩映在参天古树之中，山顶上的文昌阁，绿树平台，四望空阔；溪口西龟、蛇二山横锁，显得俊秀挺拔；溪口镇上，长街临水，前有竹园、桃园，又有“碧潭观鱼”、“半江沉月”、“九龙飞天”、“长虹卧波”、“雷峰晚照”“仙榻卧云”等景。蒋介石表面上是不问政事，到处游山玩水，祭祖，实际上他一刻也没停顿对南京政权的操纵。杭州“栖霞洞会议”后，在1月21日，他由杭州回到南京，就洞察到日本的动向。他预料到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会出事，于是就派杜月笙和史良才到十九路军找蔡廷锴说是张静江有事找他，要他到杜月笙家面谈。

蔡廷锴到了杜月笙家，张静江早已在此等候。简单寒暄后，张静江就直奔主题。“十九路军一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

近来日军不断挑衅，如果不采取措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蔡将军能体谅中央的难处，念及中央的一贯旨意，十九路军最好撤到南翔一带，以免同日军发生冲突。再说，上海地处繁华，一开战，损失是可想而知的。蔡将军若有撤退之意，张某愿报告委座。“蔡廷锴从他的话音中已听出，一是要他避免同日军发生冲突；二是要他自动撤出上海。蒋介石派他来，说明了委座对他十九路军不放心，对他蔡廷锴不放心。他还清楚，张静江是蒋介石的谋士之一，他不好出面，要张静江出面，这越发说明蒋介石对他不放心。见面的地点选在青红帮老板杜月笙家，这又进一步说明，还有一层逼他就范的意思。蔡廷锴想到此，心中的气就一个劲地往上涌。他没有被吓倒，当即表示：”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权在上海驻防。这同日本又有什么联系？保卫国家领土，军人守土有责。谁胆敢来犯，我十九路军将予以迎头痛击！“

蔡廷锴不吃他那一套，拂袖而去。

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张静江的报告，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出面阻止十九路军可能发生的情况。1月27日晚，他俩人禀承蒋介石的旨意，连着发了三道急电，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要求他，要“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急电接二连三的是发给了蔡廷锴，可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又连夜秘密调宪兵六团在28日赶赴上海，从北站下车，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宪兵六团到达后，蔡廷锴指示在闸北驻守的军队拒绝移交防务。

淞沪一开战，南京政府毫无思想准备，马上迁都洛阳，躲避战乱。“一二八”事变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蒋介石也不得不做出抗战的姿态。在1月30日发表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乘坐的是火车，张治中到浦口迎接他，提出“中央部队必须参战，若没有别的人可去，他愿意带兵前往。”蒋介石当时满口答应。“好，很好！”

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京沪、京杭线上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参加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坚持了33天，最后以妥协告终。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驻守在沪宁线上。蒋介石又采取了他惯用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同红军作战。要么被红军消灭，要么消灭红军，这两种结局，对他来说，哪一种都好。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逼张学良下台，让何应钦取而代之。

蒋介石在第二次上台以后，尽管他东奔西跑，摆出抗战的姿态，那是迫于民众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围剿”红军作为他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当他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后，于1932年4月7日，蒋介石乘军舰到武汉视察，听取了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浚关于湘鄂西、鄂豫皖红军的情况汇报，又于4月18日，在庐山召开了由湖北、安徽、河南、江西、湖南五省“剿匪”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围剿”的计划和战略战术。蒋介石把这次“围剿”定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军事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先占领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第二步东西夹击，而后由北向南推进，妄图把红四方面军挤出大别山，在湖北的英山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消灭红四方面军。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5月22日，南京在各大报纸上和电台予以公布。蒋介石又一次亲自出马，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江城的武汉。出兵30万“围剿”大别山和湘鄂西的红军。

蒋介石在鄂豫皖军事上得手后，又着手对江西红军采取“围剿”，多次电告前线将领，催逼各路兵马加快推进速度。军事布置大体上有了头绪时，蒋介石于2月6日亲自到了南昌，召开“围剿”会议。到会的有：何应钦总司令、贺国光参谋长、中路车总指挥陈诚、第一纵队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指挥吴奇伟、第三纵队指挥赵观涛、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等围坐在一条长形桌前，正在相互议论和私语。

“委员长到。”厅外一声长呼。

众将官霍然站起，人人昂首挺胸，精神十足。

蒋介石军装笔挺，迈着方步进到厅中，在主座位置上站定。他微笑着又不失威严地扫视着诸位将官，而后抬起双手，示意众人坐下。

众将官在蒋介石的手势下动作利索地落座。

蒋介石缓慢而又有力地讲道：“我把诸位从前线召回来，不用讲，各位司令官都明白，从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初，三年多来，我们兴师动众，‘围剿’江西‘赤匪’，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奏效。这次出兵40万。”讲到此，蒋介石伸出右手张开四指，提高了声调。“当前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圣人‘攘外必须安内’。我中国五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靡不振，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至寇深匪狂，弄得国乱，民不聊生。”这时蒋介石动了情感，眼中挤出几滴眼泪，用手绢擦擦，接着陈词激昂。“望各司令官，效命党国，解救民众与水火之中。‘分进合击’，聚歼‘赤匪’，重奖作战有功人员。”

南昌军事会议后，各路兵马依令而行。

到了2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俩人正在商议作战部署，刘伯承总参谋长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匆忙进入总部。

刘伯承告诉他俩人：“敌情发生了变化。”

周恩来、朱德同时转身望着进来的刘伯承。

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根据我们的侦察，罗卓英的第一纵队三个师，现由宜黄、乐安地区向我军后方迂回，吴奇伟的第二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