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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2部分（第3页）

电话接通，首先出现在屏幕上的是陆雯。

这一点很好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由内部需求决定，受经济的影响最大，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在经济政策上，傅秀bō的立场非常明确：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民营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也以民营企业需求推动资源、金融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

从二零一五年开始，傅秀bō推行的经济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果。

到二零二二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比二零一五年扩大了三倍，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创造了百分之八十三的就业岗位，贡献了百分之七十四的税收，在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更是多达百分之九十五。

没有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中国就不会迎来建国之后的第三个黄金发展时期。

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济政策改革严重滞后，迫使强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只有对外扩张，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能在二零一五年驶上快车道，也与中国参与第二次朝鲜战争有关。

没有对外扩张，就没有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

按照这个逻辑，傅秀bō的对外政策自然非常强硬。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没有完全撤军，也没有给予朝鲜全部自主权，与傅秀bō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存在必然联系。

可以说，正是在朝鲜挖到了第一桶金，民营经济才能飞速发展。

问题是，朝鲜的资源非常有限、市场规模也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要想发展壮大，不但需要更多的资源，还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

二零二零年，东海战争结束后不久，傅秀bō就对民营企业开放了海洋资源开采权。

在国内，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让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让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与国营企业竞争的机会。

傅秀bō与易援朝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在经济层面上，易援朝代表的正是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二零一五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可否认，国营企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正是众多国营企业，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为随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正是依靠国家垄断制度，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正确，看看印度就能明白。

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可能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有效。早在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国营经济就被证明走不通，更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才是市场主体，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主要动力。随后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第一次解放取得的成果，也是民营经济重要的直接体现。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飞速发展，就得给民营经济第二次解放。

傅秀bō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并不表示，所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决定行为的不是认识，而是利益。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易援朝并不主张给民营经济松绑，反而认为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将破坏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价值观沦陷、思想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危害。

按照他的观点，必须严格限制民营经济，国家继续垄断战略行业。

在特殊时期，保持国有垄断没有错，傅秀bō也不反对。比如在能源领域，国营三大石油公司仍然占据着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军队油料的主要供应商，也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要承担者。

问题是，只有打破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利益链条，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易援朝的主张，明显与傅秀bō相悖。

国内经济政策如此，对外政策也是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傅秀bō的态度非常明确：架空国家元首。

关键不是谁担任国务院总理，也不是谁担任国家副元首，而是谁控制军队，谁得到军队支持。

为此，傅秀bō不得不把陆风烈留下来。

在黄峙博搞定军队内部问题之前，陆风烈具有不可替代说得简单一点，只要陆风烈在中央，傅秀bō就可以高枕无忧。

陆风烈留下来，对推动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