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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5页）

与出租车司机的那番交谈在眼前挥之不去，我久久无法平静，心里还想着他的那句话：“你靠的是努力！”

我在询问自己：“当年我如果也放弃，那么今天又会是怎样呢？”

我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过去的年代，先下放到江西农村，后来上了大学……过去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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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七岁（1）

中国在1966年末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上海复兴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不久，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这也就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直到十多年后，我才重又迈进了大学校门。不管今天如何评价那一场政治运动，对于经历了那段历史的很多人来说，那是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当时在校的高中和初中学生后来就统称为“老三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我是68届初中生，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所以我全部的教育也就是六年小学再加一年初中。

后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城市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一大批中学生离开了城市，前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据统计，仅上海地区就曾有一百零九万学生去了各地农村，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南至云南、贵州和江西等地。

我们几个要好同学本来约定，要一起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我报了名，却没有被批准，是政治审查没有通过。由于具体情况是不告诉本人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海外关系”被拒，我有个住香港的大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情况远要复杂。

最后，我是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出发时；　寄出行李上写的地址是：“江西省清江县山前公社西塘生产大队叶家村生产队。”

我是从上海郊区的彭浦车站出发的。那个时期，上海每天都要发出数十辆列车，专送上海知识青年去外地。为了解决这一突发的运输压力，上海政府就在郊区设立了个临时火车站，也就是芦席棚搭起的简陋亭子，专用于发送知青列车。

我是1970年3月15日离开上海的，当时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一起去车站送行。我们一早出发，赶到那里时，发现整个车站已挤得水泄不通。即将离开的都是些十几岁的年青人，而送行的则是家人、亲戚和朋友。

一个老太太抓着个女孩，似乎是她孙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死活就是不让她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强行把她拉开、拖住，才使那哽咽着的女孩子登上了车。看着那捶胸顿足的老太太，我妈妈已红了眼睛，我觉得心里酸酸的，就先上了车。

火车缓缓启动了。就在那一瞬间，人群中不约而同，齐声爆发出嚎啕大哭声。那一片哭声是那么地突然、那么地整齐，就如同在交响乐演奏中，当乐队指挥手中指挥棒猛然向上一挥；一下子就进入乐曲的最高潮。那真是个悲壮的场面——却也有悖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坐在车厢的座位上，周边的许多男女学生都已哭成了泪人。

我们这列火车是额外增加的，得给其他列车让道，所以比慢车还慢。一路上开开停停，爬了二十几个小时，我也是时睡时醒。到了第二天下午，火车停下来了，听说到目的地了。我与大家跑出了车厢，发现那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小车站，再看了车站的标志，知道是“临江站”。

下车后就看到一群群的乡下人，皮肤黝黑，衣着粗陋，有些拿着扁担，有些带来了手推的独轮小车。那车是我首次看到的，所以觉得很新奇。那些围上来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干部和农民，专门来接我们的，我们要找到自己落户地点的接待干部。西塘大队还安排了一辆拖拉机来接人，我们这一行共是十五个上海人，七手八脚地把行李搬上拖拉机的拖车，也就都爬上了车。

我还注意到，不是所有单位都派了车来接人。有些来人只是肩挑背扛，带上了行李，领着他们的知青，徒步离开了。我还颇为自得，他们是靠“11号车”（指走路），而我们却有八个轮子的车来接。

后来才知道那些步行下去的知青才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分配在离铁路要道较近的村子，交通方便，经济也比较发达。而我们下放的村子很远，离临江车站，走公路有七十多里路，走山路也有三十多里地。交通不方便，经济也更落后。

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抬眼展望，都是丘陵地带，是那种猩红色的红壤地，一路上所看到的也就是稀稀落落的松树和小灌木丛。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生存下来。所谓的公路也只是两条平行的车轱辘道，是由机动车轮子长年行驶压出来的痕迹。

可是，搭拖拉机是与乘公共汽车完全不同的感觉。那车轱辘道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绕来绕去。拖拉机也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它拉的拖车更是颠簸得不行。我们紧紧地抓着扶手，被甩得晕头转向，有些女孩开始呕吐了。最后，拖拉机终于到了我们的下车地点，湛溪镇。

小韩，一个长得很妩媚的女知青，气愤地在抱怨：“这种鬼拖拉机，今后再也不要坐了。”——那时大家尚不知道，以后若能搭到拖拉机，就该感到幸福了。我们那里没有公共交通，外出只能到光华山林场去搭便车。那里常有拖拉机外出跑运输，但是否能搭便车，那就要看司机的心情，且还要看他的脸色。

湛溪镇还不是目的地。我们十五个知青被五个一组地分到三个村子，离那镇上还有几里路。各村来接人的干部和农民早已在等候。上海知青们刚彼此结识，就又要分开了。大家挥手告别，并约好要互相走动，然后又上路了。

与我一起下放在叶家村的是小谢，还有三个女知青，小韩、小邹和小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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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七岁（2）

小谢是我们大队上海知青班的班长，68届高中生，所以比我大三岁，瘦高个儿，方盘脸，穿着深蓝色的咔矶布中山装，很有干部架式。一路上他很活跃，见到来接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叶钱儿，就主动上前握手寒暄，显得很善于打交道。

从湛溪镇到叶家村，约为五里的山路。农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独轮手推车，推着吱嘎、吱嘎地上了乡间小道。

我对那手推车很有兴趣，也想试一下。农民们指点我：先微弯下腰，背上车背带，两手各抓一边的手柄，再挺身站起身来，推着车向前走。可我才走上几步，就跌跌撞撞，差点摔倒，赶紧歇手——但不久后，我能用这小车推着四五百斤的货，走上十几里路也不算一回事。

到了叶家村，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