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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任何独标高格的行为都得冒在毒日下被睽瞪众目轮番拷打的危险。

“枪打出头鸟”和“锤敲出头钉”就是这种处境的最好注释。

嫉妒，它是文明的刺客，除非我们首先把它刺伤。

“‘性派对’就是这种挑战‘嫉妒’的榜样行为。”阿升一读完，就大放劂词地自言自语地说“因为行为者不嫉妒他人对情感的贪婪与占领。有一种大爱而不是泛爱的情感在倾注。”

阿升说着，立即给《镜城早报》的朋友打电话，要他查一下罗武是不是他大学里的号称“笔杆子”的那个罗武，并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他的联系电话之类的。

很快就查证了，此罗武正是彼罗武，而且他就住在深圳。

结果，当天，罗武就被老同学阿升给叫过来了。

阿东见了罗武后，竟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罗武居然当晚就没有回到家里去，而是入了“性派对”的“贼道”，成为这一“遮阳部落”的幕后鼓噪者。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弑母的“大和”文化与“骷髅墙”的启示

罗武加入这个“圈子”后，阿东喜欢找他讨论中国的“孝道”文化问题，两人还常常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或日本的“大和”文化进行对比，试图从中找出某种“不对劲”的地方。阿东给罗武讲述了一个他在美国读书时碰到的一起尴尬事情：他的一位女同学，与当地一个美国佬结了婚后，女同学很有“孝心”，她见她先生的父母年事已高，且又分开住，就好心好意建议搬过去住在一起，这样也好照顾些。

没想到这两位老人很恼怒，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私人空间，并怀疑是图谋他们的房子。

气得这位女同学大骂自己“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阿东说。

罗武为此分析道：中国人的所谓“孝心”，在美国人看来则成了这样子了——它是父母在子女还没出生前就已把他们的用途计算好了，并将一个人能如此“利用”另一个人制度化，还不断地对后者进行“洗脑”。

阿东接过话茬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在以“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而不是工具”为基本原则的西方（美国只是其中的代表），“利用”人和真情是不相容的。他们尤其对中国人孝道中出现的各类“杀子”或“自毁”式的故事极度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人还没诞生前，他她的人生和命运就“失去控制”了。

“这种‘孝文化’将整个东方都窒息了。”阿东总结性地说。

“但日本除外。”罗武笑着说，他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指向。

“愿闻其详。”阿东也笑道说。

于是，罗武就举例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樽山节考》，讲述一个古老悲壮的故事。

樽山的风俗是老人到了七十岁就要被儿孙背到山去，在山上“坐化”，以便空出家庭的位置和口粮，好让晚辈娶亲生子，增丁添口。“背母上山”就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仪式。

电影中女主公阿令婆是一个年满七十却还相当健康的老妪，它被儿子背到山上，平静而安祥地坐在山顶上，等待上帝来接她。

（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是否与这种牺牲精神有关呢？——阿东插话道。）

一场大雪落了下来，老人转眼间成了一尊塑像。

罗武说，天人合一的传统母题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并有了超越现实的感染力。在这个仪式中，责任和人性的冲突，族规和亲情的矛盾，通过“背母”、“弃母”、“救母”、“别母”等细节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同样是东方文化，日本的这部电影却是反中国的“孝道”文化而行——“弑母”。而在中国，只有牺牲晚辈，才算是崇高和伟大。

“这是否说明了中国的老人都很自私？”阿东问。

罗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曾经在一家杂志封二看到一幅照片，是一爿“骷髅墙”的近镜头聚焦。这墙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片骷髅。

摄影者撰文说，许多年以前，在这荒寒的高原，有一位高僧临死前留下遗言，说他死后，希望把他的头放在高高的山坡上。他要永远看着这里的山川日月，留恋着人世间美好的一切。

“他清贫地过了一辈子，还认为活得不够，还不希望死去。”罗武耸耸肩说。

阿东若有所悟：哦，原来中国老人的“自私”是因为他们“怕死”，即使死后，也要对人间有所管理和看护，他们对晚辈总是处于一种“不放心”的状态。得“道”的高僧尚且如此，而况俗人乎？

罗武又接着“骷髅墙”的故事说：后来，这一带人都学这个高僧的样，留下遗嘱，死后，留下头颅看这里的蓝天白云。

然而，有一天，当摄影家带着女友想再去寻找这个地点时，却发现变了样——“骷髅墙”被推掉了。这里成了一个什么生产基地。

那一刻，他失望极了。可是女友却十分高兴，她原本就不想来看什么破墙的。

回去的路上，他跟女友一句话也不说。女友想跟他说话，他竟不愿开口。

就这点小事，他们竟然分手了。

脆弱的生命，更脆弱的爱情啊。

摄影家写下这段文字并不是为一段爱情的结束而惋惜，而是为女友当时不理解他难受的心情并最终导致分手而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