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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2页）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我们看来好象校长低得多，总统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所以，名称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象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张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

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张春桥的脸色变白，却还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总算乌纱帽还在。

回到中央文革，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二月十八日匆匆飞回上海。

二月二十三日，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终于取下来了，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象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象地火在上海滩下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都。

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了一个书记。

紧接着，江青顺风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

顿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