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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3页）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一九六七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兆文

三月二十六日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党章”，找不到“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

“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而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倒被毛泽东说中了：“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

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中国的王力有两个。一个王力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潜心于学术研究，“龙虫并雕，著作等身”，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诣甚深的学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难逃，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黑牌批斗。

“中央文革”的王力，则是另一个。此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解放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六十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