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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人们目睹的怪现状是：一些家庭入不敷出，而社会上却又流行红白喜事（婚礼为红喜、丧礼为白喜）大讲排场，似乎不摆阔气就没有面子。迷信观念、愚昧观念尚未除尽，又掺进了“阔老观念”，譬如以往参加亲友的婚礼送5元10元礼金就不错了，现在若没有50、100还是躲在家里，免得背后让别人骂寒酸小气。有人拿到工资全部送礼都还不够，下个月生活费怎么办呢？

1984年到1993年，全国城镇逐步废除了各种票证（最先废除了布票、最后废除了粮票），也就是取消了“官价”和“议价”的差别。但是从1993年市场放开，日用品的物价又明显上涨，幅度为：1993年，1994年　28　。8　％　，1995年　；由此逐步完成了“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到1997年“经济软着陆”以后的几年内，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在动态平衡的局势下，安然进入21世纪。

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的困难是上海人最感头痛的事之一，常有三代同堂的窘迫情况。

1990年上海市住房情况如下：大约　200　万户上海人租用国家的公房，每年交付的房租总共　3600　万元人民币。平均每户每年180元、每月15元。

而政府的房地管理部门每年要支付亿元的公房维修费，相当于上述总房租的4　倍。

居住公房的租金，只相当于工资收入的　1／10　至　1／20　。消费结构很不合理。

房屋管理部门根本无法“以租养房”，更无力大规模建房。

上海市区家庭户口平均人；人均住房面积仅4平方米。往往一间　10　平方的亭子间住三、四口之家，并不希奇。而另一方面，住得比较宽敞的家庭也不想“退租”，反正房租一个月（平均15元）才值得两包高级卷烟的钱。

1990年开始，上海市长###领导全市百姓讨论改革住房制度。办法是要求分配房子者必须国家、企业、个人“大家出一点”，个人承担一部分建房费用，采用购买住宅建设债券的办法，若干年以后无息还本。同时适当提高房租，提高的幅度与居住和收人情况挂钩。

1991　年　5　月这个方案正式实行。这项改革平稳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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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北京餐饮价格的变迁

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在北京采访了几位从业20多年的厨师，请他们以亲身经历回顾1979—1999年餐饮价格的变迁。

所调查的对象是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档次的餐厅，也就是一般工薪阶层经常光顾的普通饭店，而不是路边小摊，也不是高档的星级饭店（如北京饭店、昆仑饭店或高级宾馆）；所说的酒席，是指平民老百姓的普通席（每桌可供8—10人），大众化的中等餐饮席，而不是豪华的宴席。

在“十年浩劫”刚结束的时候，1977年请一桌标准的“北京烤鸭”，或者“涮羊肉”，有10块钱满可以了。足够请十人一桌全套的烤鸭。有时候“摊份子”，十位客人各出一块钱，就足可以美美的聚餐一顿。

1977年的一般菜谱上，荤菜每盘只要几角钱到1块钱。木须肉3角钱，三鲜沙锅4角钱，素食（炒油菜、菠菜、家常豆腐等）只要几分钱。

莫斯科餐厅的俄式西餐，一份1元到3元。

1978年以后，物价逐年明显地上涨。当然工资也跟着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随之而来，餐饮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比如说“德州扒鸡”那是名牌货，6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块钱一只；但是到1980年，一只红扒整鸡要3块多钱。

1981年在“华北楼”餐厅，一桌8—10人的普通酒席要16元左右；菜谱上的一盘辣子鸡丁1元，滑溜里脊1元，整只白切鸡3元。

1982年，在大众化的甘家口餐厅，一桌（8—10人）海参席，涨到30元。菜单包括6个凉菜，8个热菜。

1984年大涨价，在河南饭庄，菜谱上的一盘鲜蘑肉片3元，红烧胖头鱼6元8角。莫斯科餐厅一份西餐至少5元起码，一盘奶油平鱼6元。

在这以后，许多老厨师做不动了，退居二线，青黄不接。新厨师的厨艺差了，菜钱却不断涨上去。虽然餐厅的装修设备有所改善，厨师服务员的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菜单上标出的价码有些离谱。

1986年到1988年，物价上涨得邪乎。1986年，普通一桌（8—10人）酒席的价钱突破百元大关。

有位画家回忆说：1987年，我的新婚之日，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请了两桌高档宴席，一桌女眷家属，另一桌则是我特请的以叶浅予王人美夫妇为首的四对画家夫妇作为男方亲友代表。两桌酒总共花了400元钱。

印象很深的是，1988年5月1日那一天，全市餐饮业联合行动。一下子涨价50　％　，顾客中有消息灵通的，赶忙提前定座儿，结婚的喜宴赶在五一劳动节以前。原来山东饭庄的鲁菜一桌（8—10人）酒席200元，有4凉菜、4　冷盆、4　热炒（整鸡、整鱼）等；劳动节放假头一天，猛涨到300元一席。您哪，爱吃不吃，有的是包桌的主。

1993年，岭南饭店，粤菜一桌酒席400—600元，不过6凉菜（3　荤3素），6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