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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4页）

法：进步是一种错觉，而相信这种错觉是一种现代迷信；在一种达尔文的生

存竞争中追求富强，导致以内在精神为代价而危险地依赖外部情况；如果中

国文化不依靠它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更新，它就将消亡。

在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期间，“国粹”这一口号被等同于反对白话改革，并

且这一运动在关于中国新文化的这场斗争中似乎是明显的失败者。不过，国

粹对西化的批评及其集中注意力于中国独特文化的伦理和领土根源的民族历

史模式，被国民党的学者们坚持了下来。“国粹”那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

术本分的思想，在后来许多民国的大学师生中很容易得到赞同。更重要的是，

这一运动引进了一种考察“文化”本身的概念的新方法，把它看成一种绝对，

一个价值的宝库，处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却又是必须据以估量这

①章炳麟：《五无论》，第　22　页。

一进程的评价标准。这个概念和对补充它的进化宇宙论的批评，为一种新型

的基于精神与物质对立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开辟了天地。

国性

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梁启超　１９１１　年后对传统的维护，在适应进化论方面

是最成功的，是世俗论者对价值的探讨和对改革社会道德的关心。满族王朝

本身的崩溃似乎是一个信号，拖得很久的动乱包含着社会解体的危险，梁在

１９１２　年返回大陆后创办了新杂志《庸言》，并在第一期的社论中表述了对“国

性”的肯定。①

自　１９０２　年他首次号召“新民”以来，梁的改良主义就一直以这样一个假

定为基础，即社会进步和幸福的关键在于一种系统地表述的精神的生命力和

活力，这种精神通过共同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梁这时重新寄希望于这种

民族精神。这种“国性”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有节制的：它既不是永远正确的，

也不是直接地与本体论之真实保持联系，它只不过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是适当

的。虽然在提出他的关于适当性的主张时，梁在这一点上不再对中国的落后

让步，但是指出，儒家社会道德的某些基本特征能够并且必定比“五伦”的

绝对化的老准则存在得更久，为健康的（因而是逐步的）民族发展提供一种

基础。他说，国家和人一样也有“性”，它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种见之于宗教、

风俗和语言的无形的品质。“性”能改变，不过只是逐步地，犹如身体可以

改变它的有形成分，但不能完全改造而不毁灭这个有机体。这就“如场师之

艺，虽常剪弃枯枝败叶，而断不肯损其根干”。一个民族的“性”，如果它

的种种传统没有一种是神圣的，也就毁灭了。①

梁以这种方式终于理想化的，不是一种关于文化的抽象的、历史的“客

观精神”，而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国性”，国性是他认为未曾因过去　２０　年的

事件而变坏的亿万普通中国人可以达到的道德特性。与西方的“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