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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2页）

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

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来想象出无

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的替换物，而是冷静地专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及其给当代

政治造成的威胁。他们也具有那时常见的关于进化的社会学观点，断定社会

风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对政治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与梁启超和其他“国

性”的分析者一样，关心如何克服社会组织各部分之间不相适应的脱节现象。

因此，《新青年》反对文化落后的运动，首先是间接地作为在政治上与君主

复辟进行斗争的手段而被提出来。这一杂志最著名的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者吴

虞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力摆脱专制主义主要是由于宗法习俗，与此同时，陈

独秀自己在同康有为的连续论战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儒家道德的论点，在

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儒家道德成了保守主义者控制政治的工具。①

①《新青年》，1915　年　9　月—1926　年　7　月，重印本　14　卷（东京，1962　年）。

①郭新同（音）：《儒学的两种面貌：20　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和　70　年代反复辟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交儒

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论点——到　１９１５　年，这种论点对温和主义者的文化

改革主张是重要的——在陈独秀的思考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出发点是对

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

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

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

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

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

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

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

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

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

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

的名声。②

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

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

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

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但是，他

在　１９１５　年向青年提出的人格理想，由于其非常显著的世俗主义，在许多方面

仍然是　１９０２　年的“新民”的直接派生物。

改良者的“新民”被要求是朝向进步的，坚持己见的，有生气的，独立

自主的。康有为曾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提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