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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3页）

②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1902—1911　年》。

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

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

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

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

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

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

信。

载于《每周评论》１９１９　年　７　月和　８　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

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

隶”。①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

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

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

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

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

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

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

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

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

极的解决。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

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

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

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

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

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

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

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

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

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

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

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