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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2页）

①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

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

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　１９２３　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

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

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

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

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　１９１７　年他采用了“和

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

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

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

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

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

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

“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

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

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

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

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１９１９　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

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

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

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①

（多少有些

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②）。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

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

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　１９１１　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

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

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

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

念。用不着多说，１９１９　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

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①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　1911　年以后组织“群

众”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