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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4页）

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

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

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

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

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

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

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

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

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

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

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

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

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

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

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　３０　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

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

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

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

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

受这种权威。

４０　年代这　１０　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

①关于这次争论的研究，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

年》；又见许华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一些成规》，《哲学论坛》，1。11（1968　年冬季），第　219—230

页。

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

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

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

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

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

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