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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部分（第3页）

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

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

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

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

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

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　Ｋ．Ｓ．刘的宋教仁传很有

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

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

第　２　卷，１９１２—１９２０　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

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

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

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

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

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

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

斯利　１９７４　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８　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

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

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　１９５１　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

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１９１１—１９１４　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

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

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１４　年》；以及帕索

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

界的三方争论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４７　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

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

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

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

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

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

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

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

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２（１９５６　年）。

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Ｓ．苏顿的著

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１９０５—１９２５

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

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