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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部分（第4页）

面的。

５　北京政府，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

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　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

法，可参看　Ｊ．Ｅ．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

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重印，纸面

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

著作是安德鲁？Ｊ．内森的《北京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

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

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

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

记录》，这份月刊从　１９２４　至　１９３１　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　４００

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

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

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

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

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

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

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年参众两

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　１９２５　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

《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

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

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著作

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１９１７—１９２６　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

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

见郭廷以、Ｊ．Ｗ．莫利编的《中日关系，１８６２—１９２７　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

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

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Ｊ．内森：《近

代中国，１８４０—１９７２　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

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

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

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

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

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

的著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